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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一
*HE平行时空
孟成庸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塔头村的海边，潮水退得很远，露出平时被海水覆盖的礁石群。林耀东站在最大那块礁石上，背对着他，穿着二十年前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双旧人字拖。他回头看了孟成庸一眼，笑了一下，然后跳进礁石下面墨绿色的深水里，无声无息，连一朵水花都没有溅起来。孟成庸在梦里拼命往前跑，但沙滩像沼泽一样吸着他的脚，每一步都陷到小腿，等他终于跑到礁石边上的时候，海面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把整片海烧成了铁锈色。
他醒过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后背全是冷汗。床的另一半空着，林耀东的枕头平平整整，一大早他就出门了。
电话就是在那天下午打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接起来，对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用手捂着话筒在说话，“孟总，林先生让我转告您，明天下午两点，塔头村，灰色面包车，车牌尾号A37。”
孟成庸的手指猛地攥紧了手机。
“什么意思？你是谁？”
“林先生说，他答应过您，收了手就干干净净地断。但他欠您一条命，这条命他不打算交给刑场。”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背景里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和细微的电波杂音，“他还说这次是真的最后一次了，让您不用担心。如果您不来，他就自己走。”
电话挂断了。
孟成庸站在成远实业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初冬灰蒙蒙的天空，空调的出风口嘶嘶地送着暖风，但他的手指是冰凉的。
他把手机翻过来，盯着屏幕上那串陌生号码看了很久，然后打开通讯录，给祁琳发了一条消息，“成远的股份转让协议我签好了，放在律师那里。儿子的教育基金存到了她、他的独立账户上，密码是他的生日。孟家老宅的过户手续也办完了，钥匙在陈伯那里。对不起。”他停了一下，拇指悬在发送键上，然后加了一句，“不要找我。”
发送。
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着，仿佛预知了某种即将到来的命运，然后他把手机卡取出来，掰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辆灰色面包车准时停在塔头村那片沙滩。
车门拉开，孟成庸看到林耀东坐在后座上，穿着便服，头发剪得很短，他扶了扶镜框，朝孟成庸伸出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说，“走。”
他们换了两趟车、三艘船、四辆摩托、六个中转站。
从东南沿海到云南边境，从云南到缅甸，从缅甸到泰国，最后从曼谷搭上了一架飞往南美洲的货机。林耀东已经把所有退路都铺好了——钱分散在几个境外账户里，沿途的每一个关系人都欠过他一个不敢不还的人情。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他给孟成庸留了一条活路。
只是他没想过孟成庸会真的跟他一起走。
货机在利马的机场降落时是凌晨三点。秘鲁的夜空和塔头村不一样，银河是倒过来的，南十字星挂在头顶上。孟成庸从货舱里跳下来，腿是软的，耳朵里还嗡嗡地响着发动机的轰鸣，他踏上的这片异国土地是南美洲西海岸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镇。
海风从太平洋上吹过来，带着一股陌生的、混着仙人掌和火山灰的气味，和塔头村那种咸腥的、带着鱼饵甜腻味的海风完全不一样。
林耀东站在他旁边，拎着两个帆布包，看着远处黑漆漆的海面。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落地之后的第一句话，“这里的海，和塔头村是同一片。”
他们在利马以南三百公里一个叫帕拉卡斯的渔镇上落了脚。
镇子很小，只有一条主街，两排刷成五颜六色的铁皮房子，一家面包店，一家五金店，一座白墙红顶的小教堂。教堂的神父是个六十多岁的西班牙人，年轻时在东亚传过教，会说几句夹生的中文。他第一次看到两个中年东方男人拎着帆布包站在教堂门口时，什么都没问，只是把他们领到教堂后面一间空置的旧屋里，给了两条毛毯和一瓶淡水。
孟成庸走进木屋，回头看着林耀东锁上门，林耀东的双眼在黑夜里泛着亮，他把淡水递给孟成庸，后者没有接，而是盯着他。两个人沉默了片刻，黑暗中突然传出轻笑，林耀东长臂一揽，搂住孟成庸，按着他后脑勺将他靠向自己肩膀。
孟成庸用三个月学会了西班牙语。
不是坐在教室里学的，是每天早上去面包店买法棍的时候跟老板娘比手画脚学的，是在镇上的集市里跟卖鱼的渔民讨价还价学的，是去药店给林耀东买胃药时拿着手机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对出来的。他的西班牙语带着一股浓重的中式口音，但三个月之后他已经能跟鱼贩子为了两索尔砍价砍上十分钟，能把小镇上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家庭状况背得清清楚楚。
林耀东看着他跟鱼贩子砍价的样子，靠在教堂的白墙上，嘴角挂着一丝弧度。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塔头村，孟成庸第一次去码头帮他卖鱼，站在装满冰块的泡沫箱旁边，穿着一件白衬衫，笨手笨脚地给客人找零钱。
那时候孟成庸分不清马鲛鱼和鲅鱼，现在他能用西班牙语跟秘鲁渔民讨论章鱼有几种做法。
他们在渔港盘下了一家破产的小加工厂，把塔头村的那一套搬到了太平洋对岸。林耀东管供应链，每天凌晨五点起来去码头收鱼，用他那双被东山的海风磨了半辈子的手，一条一条地检查太平洋的鱼；孟成庸管市场和财务，跑遍了利马所有的中餐馆和海鲜市场。招牌是在路边捡的一块旧船板，林耀东用烧红的铁丝在上面烙了几个西班牙语单词“Dos Mares”，两个海。
孟成庸问为什么叫这个。林耀东说，一个海是塔头村，一个海是这里。合在一起，还是同一片水。
半年后他们雇了第一个工人，有了第一笔像样的盈利。赚的钱不多，够两个人过日子，够给镇上的教堂换一扇新的彩窗玻璃，够每个月去利马的中国城买一次酱油和花椒。林耀东胃病发作的时候孟成庸整夜整夜地给他熬中药，那几味草药是他托人从唐人街带过来的，用砂锅在煤气灶上小火慢炖，满屋子都是那股熟悉的、清苦的药味。林耀东躺在床上，看着孟成庸蹲在灶前搅药的样子，背影和二十年前塔头村瓦房里煤炉旁的那个年轻人重叠在一起。他忽然觉得这辈子所有的罪和所有的债，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但孟成庸付出的代价比他更大。
来秘鲁的第三年，陈伯通过一个辗转了不知多少道弯的关系寄来一封信。信上说，孟父在他们出逃后的第二个月登了报——断绝父子关系，从此孟家不认这个人。信上还说，祁琳跟他办了离婚，带着儿子搬到了另一个城市，改了姓，从此再没有消息。成远实业在他们走后不到半年就被竞争对手低价收购，原先的合伙人卷款跑路，那些跟了他多年的老员工各自散去，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提他的名字。他在国内商界变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忌，有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中邪了，有人说他跟一个毒贩私奔到国外，把四十八年的根基全部断送在了一个男人身上。
孟成庸把那封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没有给林耀东看。但他知道陈伯应该早已把信的内容告诉了林耀东。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五点半起来，去码头帮林耀东搬鱼。只是在搬第三箱的时候手忽然没了力气，泡沫箱从手里滑落，鱼和冰水洒了一地。他蹲在码头上，蹲了很久，海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远处林耀东看见了，急忙赶来，拿着他的手掌翻来覆去检查，直至没有发现任何伤口。孟成庸看着他，又一次不争气的红了眼眶。林耀东蹲下来，把散落一地的鱼一条一条捡回箱子里。捡完之后他把孟成庸拉起来，握着他那只被冰水泡得通红的手，说，“回家。”
那是他们到秘鲁之后，林耀东第一次用“家”这个字。
第四年的圣诞节，他们在教堂里交换了戒指。
没有证婚人，没有宾客，没有结婚证书——秘鲁的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他们也无所谓。戒指是林耀东用两根旧银条自己打的，在渔港旁边一个修船的铁匠铺里，用焊枪和锉刀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他的银匠手艺粗糙得令人发指，戒指的边缘不太圆，表面有细微的锤痕。
孟成庸把戒指戴上之后发现它不太合适，大了一点点，在指节上晃。林耀东皱着眉说拿回去重新改。孟成庸把手举到灯光下端详着那圈歪歪扭扭的锤痕，说不用，这样就挺好。
他们是从晚饭后开始喝的。
林耀东从酒柜里翻出一瓶没开过的麦卡伦，说是陈伯几年前送的，一直没找到值得开的理由。孟成庸说那今天就值得了。
什么理由？
孟成庸想了想，故意不去说那场没有证婚人的婚礼。他说，今天是星期四。
林耀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这个理由不错。
他们坐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背靠着沙发，一人一只杯子，没有加冰，没有加水，就着炭火一口一口地喝。先是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加工厂下一季的订单，镇上教堂新换的彩窗玻璃，隔壁面包店老板娘家的猫又生了一窝——然后话题越聊越散，越聊越旧，旧到了塔头村的码头、那辆排气管坏了的摩托车、白板上那朵丑得不堪入目的花。酒就是在这些旧事里不知不觉喝下去的，等孟成庸伸手去拿酒瓶想再倒一轮的时候，发现瓶子里只剩下不到一指深的琥珀色液体了。
林耀东喝得上了头，靠在孟成庸肩膀上，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这辈子做对了一件事，二十三岁那年跟我妈说，村口那个城里来的小孟，我想留他。”
“那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做对了几件事？”孟成庸说，他也喝了很多，多到口齿有些不利索。
他举起一根手指。
“一件。就是不管你骗我多少次，我都没走。”
壁炉里的火已经烧了两个钟头，最旺的那阵子过去了，现在剩下满地通红的炭块，被灰白色的余烬半掩着，热量不再灼人，均匀铺满整间屋子。
孟成庸正靠在沙发坐垫上，头歪向一侧，脸颊贴着沙发的亚麻面料。眼镜早就摘了，搁在茶几上，镜片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没有发胶，没有定型，头发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细软，微卷，洗过之后自然地蓬松着，几缕垂在额前，被壁炉的热气吹得轻轻晃动。他的脸在一明一暗之间不断变换着轮廓的深浅——亮的时候颧骨和鼻梁被描上一层金色的边，暗的时候眼窝和嘴角的阴影变得格外柔软，像一帧一帧被火光重新画过。
林耀东靠在沙发的另一侧，手里转着那只空了的威士忌杯，杯沿上还挂着一圈淡淡的酒痕。他喝得比孟成庸更多——孟成庸每喝一口，他已经喝了两口——但他不显。他的酒量是那些年在一场接一场的生意局上练出来的，五十多岁的身体代谢不了那么多酒精，但他的脑子不会乱。只是身体变轻了，四肢被一种温热的、舒适的钝感包裹着，像是整个人被泡在一缸刚好没过肩膀的温水里。
他转过头，本来是想叫孟成庸去床上睡，话到了嘴边，没了。
孟成庸靠在沙发上的姿势很放松，下巴微微仰起，露出一截从下颌到喉结的线条。那条线不是年轻人的那种锋利而紧致的弧度——皮肤下面有了一层极薄的、岁月赠予的软肉，把棱角包裹得更温和。喉结微微凸出，随着他均匀而缓慢的呼吸，一上一下轻轻滚动。壁炉里的炭火发出一声细微崩裂，溅起一小簇火星，在他瞳孔深处亮了一瞬又灭了，那瞬间的光让林耀东看清了他睫毛投在下眼睑上的影子——很长，很密，微微翘起，被酒气和炉火的热度熏得有些潮。
他认识这张脸二十多年了。
他见过这张脸在塔头村码头上被海风吹得通红的样子，鼻尖晒脱了皮，嘴唇被咸水泡得发白。见过这张脸在煤炉旁算账算到深夜、眉心拧成一个浅浅的川字、咬着笔帽发呆的样子。见过这张脸在竞标会上隔着长桌的样子——金边眼镜后面的目光柔和而精准，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是胜券在握时流露的从容。他见过这张脸流泪——在竣龙集团中心的地下室里，吴显龙把手机举到他眼前，他闭着眼睛，眼泪从眼角溢出来，无声地滑进发鬓里。他见过这张脸在自己身下仰起头的样子——脖子拉长，眼睫低垂，嘴唇微张，从喉咙深处逸出沉闷而压抑的喘息。
那些时刻的每一帧都印在他脑子里，但此刻的孟成庸不是任何时刻的孟成庸——不是在商场上运筹帷幄的孟总，不是被绑在地下室里满身血污仍不肯低头的孟成庸，不是在塔头村海边攥着他的手说“这次谁也别想把我拽走”的孟成庸。此刻的孟成庸只是一个喝多了酒、靠在沙发上、被炉火烤得昏昏欲睡的人。头发乱着，领口敞着，脸上没有任何防备、任何伪装、任何为了对抗世界而撑起来的盔甲。他放松得像是整个世界的重量都从他肩膀上滑下去了，只剩下一具温热的、柔软的、完全信任地敞开着的身体。
林耀东发现自己已经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手里的杯子已经歪了，久到壁炉里又塌了一根炭、发出一声闷响。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的镜框已经贴在了孟成庸鼻梁。
孟成庸醒了，他的脸被火光染成了暖金色，皮肤上的纹理在酒精和热度的作用下微微泛红，从颧骨蔓延到耳廓，像被晚霞烧过的云。鼻梁高挺，在脸上投下一道斜斜的阴影，把整张脸的光影分割成不对称的两半。嘴唇因为酒精的缘故比平时更红了，微微张开，下唇饱满而柔软，上唇的唇峰线条却带着一种精致的、近乎雕刻品的锐度。这种组合很不讲道理——上半张脸是糯米团子的温软，下半张脸却是骨相毕露的精致。林耀东看着他，理所当然的亲了下去。
半分钟后他才大发慈悲放开了他。
孟成庸因为呼吸不畅剧烈喘息，林耀东捏捏他的脸，亲吻落在了他敞开的胸口。孟成庸惊喘一声，“不行......”
林耀东不理他，固执撕咬他胸前乳肉，孟成庸呻吟一声，全身发软。
“舒服吗？”
孟成庸晕晕乎乎，往沙发里瑟缩了一下。
林耀东忽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塔头村的瓦房里，孟成庸第一次喝醉。那时候东成刚接到第一个像样的大单，两个人高兴得跑去镇上唯一的小酒馆庆祝。孟成庸那时候不会喝酒，两瓶啤酒就上了头，回去的路上吐了三次，林耀东背着他走了四里地。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光景——煤炉的火光映在他脸上，二十出头的孟成庸也是这样靠在竹床上，头发乱着，领口敞着，脸上带着被酒精烧出来的潮红。林耀东坐在床边看着他，心里想，这个人怎么长成这样。
他再也没敢那么看过他，直到今天。
二十年了。二十年的距离，被一杯酒和一炉火烧成了伸手可及的长度。
他抱着孟成庸柔软的腰身，太柔软了，像回到故乡林家老宅，会客厅里那张罗汉床，林耀东紧紧搂着，勒得孟成庸发出闷哼和挣扎，他也不想放手，他不敢放手。他最后舔舐一遍孟成庸的胸口，逼出孟成庸颤抖的呻吟。
肉刃入体，两个人为之战栗。
不同以往，林耀东一改蛮横的风格，温柔抽插着，一寸寸碾磨，像仔细丈量他的身体深处。孟成庸痒得受不了，屈膝蹭过林耀东精瘦的臂弯，似无声邀请。
林耀东笑了笑，带着点无可奈何，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真的喝多了。可他停不下来，激素催促着他行动，他撞进孟成庸身体，挖掘出那人体内隐秘的开关，他每次顶弄，连带着孟成庸胸口软肉也跟着抖动，林耀东双目充血，搂住孟成庸后脑勺，将他狠狠按压进自己身体。
他们做了很久，从壁炉前的沙发，到地毯，到木桌，最后他压着孟成庸立在墙边，让粗糙的墙壁磨蹭着他的前端，孟成庸哭叫出声，他已经无精可射，可林耀东不打算放过他，孟成庸已经站不住，林耀东抱着他又挪回沙发，重力作用下，孟成庸将性器吃进去了一个可怕的深度。
“太深了哥......”孟成庸求他，林耀东听见他喊自己哥，只觉血气翻涌，“乖。”他亲亲孟成庸颤抖的睫毛，同时努力挺直腰身，两人交合处发出噗叽的水声，孟成庸发出无意义的音节，颤栗着高潮。
最后林耀东拖着他去了浴室。孟成庸在酒精和性爱作用下已经昏睡过去，他泡在浴缸里，脸本能地往林耀东的掌心埋了一下，嘴唇擦过林耀东的掌根，发出了一声含糊的、舒适的叹息。像猫找到了太阳。然后他的呼吸再次变深变缓，继续沉入壁炉火光和威士忌共同编织的暖色睡眠里。
林耀东没有把手抽回去。他让掌根贴着他温热的面颊，从手腕上传来的，是孟成庸平稳而均匀的脉搏。他的另一只手搭在孟成庸的手背上——那只手因为白天搬货时被绳子磨了一下，虎口上贴了一张创可贴——拇指轻轻蹭过他的指节，力道很轻，像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安抚。壁炉里最后一块完整的炭裂成了两半，火舌从缝隙里窜起来，把整间屋子照得通亮，又在下一秒黯淡下去。
火苗跳动着，像孟成庸眼里的星星。
他们过上了最普通的日子。
小镇上的居民对他们的关系心知肚明，但没有人多嘴。在这个偏僻的渔镇上，两个东方男人的过去就像太平洋上的雷雨云，再大的风暴，在到达这片海岸之前就已经散尽了。林耀东教会了镇上的渔民怎么用塔头村的古法晒鱼干——不加防腐剂，只用海盐和日晒，晒出来的鱼干带着一股阳光的焦香和东山的记忆，在利马的有机食品市场上卖出比鲜鱼高三倍的价钱。孟成庸教会了神父做鱼丸汤，马鲛鱼去骨刮肉，加姜汁和蛋清，顺时针搅半个小时，搅到起胶，捏成丸子下滚水。
神父第一次吃到鱼丸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这道菜里有一种宽恕的味道。”
第四年夏天，林母也通过辗转曲折的方式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行字：“妈很好。你们也好就好。”
孟成庸把明信片贴在厨房的墙上，和林耀东那封绝笔信，他最终没有用上的那封贴在一起。两封信，一旧一新，像两扇被同时打开却通向不同方向的窗。
第五年的除夕，他们关了店，在木屋的天台上挂了一串自己糊的红灯笼，包了饺子。皮是孟成庸擀的，馅是林耀东调的，用的是当地一种叫科维纳的白鱼，加了虾仁和一点点韭菜。韭菜是在镇上唯一一家中国杂货铺买到的，价格比三文鱼还贵。饺子下锅的时候，太平洋上的晚霞正好烧到最红的时刻，整片海面被染成了玫瑰金色，和塔头村的夕阳一模一样。林耀东站在天台上，手里端着两杯皮斯科酒，忽然说，“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跟我走。后悔放弃了成远，放弃了你爸，放弃了家。”
孟成庸把漏勺放进锅里搅了搅，看着饺子在滚水里翻腾。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这辈子有过三个家。二十三岁之前，孟家老宅，那不是家，是考场。二十三岁那年，塔头村瓦房里，煤炉烧着，你在旁边记账，你妈在厨房做鱼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家是什么。后来你不见了，我跟祁琳结了婚，生了儿子，那六年里我有过家，但那不是我的家，是你让给我的。”
他把漏勺提起来，沥了沥水，把饺子盛进两个盘子里，“现在我跟你坐在太平洋对岸这个连名字都没人知道的小镇上，头顶上没有一块牌位，脚下没有一寸地契，没有一个熟人知道我们在哪里。但这里，这里是家。林耀东在的地方，是我的家。”
林耀东把酒递给他，没有再说一句话。
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小镇上的灯火陆陆续续亮起来，像一把被海风吹散的星子。两个人并肩坐在天台的木栏杆上，和二十年前坐在塔头村海边的礁石上一样。
——
再后来，很多年后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背着登山包的年轻人迷了路，走进了镇子。他在教堂后面的木屋门口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东方男人，正在给一盆老榕树盆景剪枝。那个男人的头发全白了，手腕上挂着一串紫檀珠子，手指的动作很慢很稳，每一剪都像是经过了漫长的考虑。年轻人用英语问他，这里有没有可以借宿的地方。男人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用口音浓重的西班牙语朝屋里喊了一声，“成庸，有人来借宿。”
屋里走出来另一个男人，圆脸，戴着金边眼镜，松软的碎发搭在额前，围裙上沾着鱼鳞，手里拿着一颗刚刮好的鱼丸。他看了年轻人一眼，笑了笑，用熟练的西班牙语说，“住可以，晚上喝鱼丸汤，不喝不行。”
那天晚上，年轻人坐在他们的餐桌旁，喝了一碗他这辈子喝过的最鲜的汤。桌上没有摆第三张椅子，但两个男人并排坐在靠海的那一侧，肩膀挨着肩膀，偶尔低声说几句话，偶尔沉默，偶尔其中一个会伸手把另一个衣领上沾着的葱花拨掉。
晚上年轻人睡在教堂的旧屋里，半夜被海风吹醒。他走到窗边，看到那间木屋二楼的灯还亮着。窗帘没拉，隔着窗户他看到那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在看书，另一个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旧毛毯，毛毯上绣着一个他看不懂的中文单词。看书的那个人偶尔低下头，看一眼靠在肩上的人，然后继续翻页，手指一直轻轻搭在对方的头发上，没有移开。
海风从太平洋上吹过来，穿过沙漠，穿过渔港，穿过教堂的钟楼，吹进那扇亮着灯的窗户，轻轻晃动窗帘的下摆。年轻人忽然想，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东西，比命运更柔软。他只是不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把这种东西攥在手里，一生不放开。
完